上世紀20年代，在日本資本家的壓迫下，撫順煤礦工人的勞動情形。

核心提示

1929年7月，受黨中央指派，劉少奇來到沈陽。他在這里工作了8個月，認真整頓了黨組織，推進了黨與工人、農民、學生、士兵的密切聯系，黨的各項工作都深入展開。黨中央在寫給滿洲省委的指示文件中寫道：這一時期滿洲省委的工作“在精神上路線上迥與前異，的確創造了滿洲黨之斗爭精神”。

1929年，謝覺哉在給黨中央的報告中，用了“斬除荊棘”一詞表達對中央應該選派有才能的人來東北、重組滿洲省委工作的期待。事實證明，劉少奇是一位正確的合格的滿洲省委領導人。

1928年，滿洲省委遭到破壞

在采訪中，省委黨史研究室征研一處副處長王超曾對記者說：“關于滿洲省委 ‘斬除荊棘’ 史事的提法，要早于劉少奇同志到任，但是后來事實證明，劉少奇同志確實不辱使命。”

這事，還得從頭說起。

1928年，沈陽的小東門一帶是非常繁華的地段之一，人口稠密，店鋪林立。12月24日，十幾名荷槍實彈的警察押著14個衣著各異的人從這里招搖過市，他們有的穿皮袍，有的西裝革履，有的身著呢大衣，有的一身工裝，引起老百姓的圍觀，議論紛紛。

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呢？他們就是當時中共滿洲省委的主要成員，有省委書記陳為人，組織部長吳麗石，工運部長唐宏經，共青團省委書記張任光……他們正在大東門外黃土坑附近的共產黨員牛思玉家里召開省委擴大會議。由于會場選在了敵人非常留意的兵工廠附近，這十幾個著裝各異的人集中到一間工人居住的房間，引起了密探的注意，結果會議進行當中，十幾名警察破門而入，滿洲省委成員全體被捕。

滿洲省委工作由此陷于混亂狀態。

1928年底，謝覺哉在沈陽做地下工作，正趕上滿洲省委遭破壞。4個多月時間，他一邊組織營救被捕同志，一邊認真觀察這里黨的工作，于1929年4月13日發出一份報告。報告中說：“我們到的那日，也許就是那個鐘頭，前省委全體被捕，前省委情形無從知道，但是人都說前省委工作緊張些，也許是后省委不做事，就覺得前省委好。”

謝覺哉對當時滿洲省委主要成員的狀況逐一進行了分析，接著指出：“滿洲環境是很好的，有廣大的無產階級和農民……只是文化非常落后，舊思想非常濃厚。我們黨的影響非常小，可說等于零。但是不能說那地方不好做或不能做。滿洲黨需要一個有本事的指導者，首先做點斬除荊棘的墾荒工作……”

黨中央采納了他的建議。

工人運動普遍發展

1929年6月4日，中共中央決定派劉少奇同志出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

在新一屆滿洲省委的領導下，各地黨組織得到恢復和發展，東北各地的工人運動開始進入穩步發展時期。

劉少奇到滿洲省委后，兩次巡視哈爾濱，直接領導中東鐵路工人斗爭，還提出不僅要抓大工廠產業工人的斗爭，還要發動那些零散手工業工人。

哈爾濱的皮鞋作坊到1930年已有30余家，有制鞋工人近2000人，制皮鞋的活兒又苦又累，作業環境十分惡劣，工人們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收入卻非常微薄。為了改善勞動條件和增加工資，飽經摧殘的制鞋工人們也曾與資本家進行過多次斗爭，但都因無領導、無組織而宣告失敗。

在被營救出來的唐宏經的宣傳鼓動下，工人積極分子們一致同意組織一次鞋廠工人同盟大罷工。1930年3月16日，各鞋廠的工人們手持小旗，紛紛走出廠門，每到一家鞋廠門店前，隊伍便停住，喊口號、發傳單，同時講演，揭露資本家的剝削罪行，重申提高工錢的要求。

參加這次罷工的鞋廠共有25家，制鞋工人1000余名，加上圍觀的群眾數千人。在罷工工人的壓力下，25家鞋廠的資本家均在工人提出的條件書上簽了字。鞋廠工人同盟罷工取得了最后的勝利。

奉天的小規模斗爭也不斷。1930年1月間，遼寧工人運動風起云涌，有省財政廳的200名下層雇員和勤雜工人罷工、奉天電燈廠工人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罷工、奉天制糖廠要求加薪的罷工、奉天日本洋服店雇員要求獲得星期日休息權利的斗爭。

在撫順，1929年秋天，阿金溝煤礦連續3個月不給工人開工資，引起群眾強烈不滿，中共撫順特別支部號召工人罷工反抗。結果資方到礦工居住的大房子賠禮道歉，答應了工人的要求，補發了工資，罷工取得了勝利。

阿金溝煤礦工人罷工的勝利對撫順工人震動很大，影響極深。在撫順特支的組織下，撫順炭礦機器廠的工人于1929年12月23日舉行罷工，日本資本家被迫答應了工人提出的條件，談判結束不久，日本人車間主任也被撤掉，罷工斗爭取得完全的勝利。

1930年初，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劉少奇指示楊一辰等人：“要深入調查研究，了解工人困苦，組織工人據理力爭。要堅持合法斗爭，爭取斗爭勝利。”1930年1月，一場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的“花紅”斗爭，便以溝幫子為中心，在北寧路關外段全面展開。在關里關外鐵路工人的支援下，迫使北寧當局讓步，同意發給工人年終“花紅”。

黨在群眾中影響不斷擴大

郭維城是位開國將軍，1929年在東北大學讀書期間，他與7名同學集資創辦了一個文學刊物《冰花》。在劉少奇的指導下，《冰花》辦刊方向更為明確，思想水平比以前更高，也更受進步讀者歡迎。

在農村，1930年，中共臺安縣特支開展了“找價”斗爭，要求盤剝農民血汗錢的地主增加工錢，否則罷鋤。大地主不得不向雇工返回少給的工錢，斗爭取得了勝利。在偏遠的山區或半山區的磐石、延吉、清原、柳河等地，廣大農民群眾還在黨的領導下組織了農民游擊隊，同日本帝國主義、反動派和當地土豪劣紳進行了武裝斗爭。

此外，滿洲省委對士兵工作也高度重視，專門抽調一批黨團干部打入東北軍從事秘密工作。

1929年到1930年，滿洲省委根據日本侵略活動日益猖獗、中日之間民族矛盾趨于白熱化的斗爭發展需要，決定對各地反帝組織進行整頓和改造，統一組建為反帝大同盟，先后選派了任國楨、饒漱石、趙尚志等許多得力干部去開展這項工作。

1930年2月，遼寧反帝大同盟在沈陽宣告成立，遼寧反帝大同盟不僅在沈陽市內有會員，在大連、撫順、鞍山、遼中、新民等地都設有分會和小組，他們的活動進一步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群眾中的影響。

人物故事

奉天紗廠被捕 機智斗爭出獄

“劉少奇在1929年剛到沈陽不久，為領導奉天紡紗廠工人運動被捕，相關歷史已經非常清楚。滿洲省委很多開創性工作都是在劉少奇同志被釋放后展開的，這本身就是他清白一生的最好證明。”

奉天紡紗廠是1921年建廠的官僚買辦企業，有工人3000余名，他們遭到廠方極其殘酷的剝削和壓迫。1929年7月間，奉天紡紗廠的地下黨、團支部幾次組織工人進行斗爭，并取得了勝利，工人們受到了鍛煉，也提高了斗爭勇氣。劉少奇特別關注這里的斗爭，派中共滿洲省委的干部孟堅到奉天紗廠同廠里的中共支部商討斗爭方案，并決定由紗廠里的中共支部書記常寶玉等人在工人中發動罷工。

為了深入了解情況，劉少奇決定親自去奉天紗廠。8月22日下午，他們來到紗廠北門外的小樹林里，等候常寶玉出來。然而廠門緊閉，不見有下班的工人走出廠門，只有幾個廠警在大門口轉來轉去。劉少奇憑著長期從事白區工作的經驗，知道情況有變，果斷地決定，不能再等，應迅速轉移，可是已經來不及了。一隊廠警發現他們兩人，便持槍沖了過來，將劉少奇、孟堅逮捕。

紗廠這次捕人事先已有預謀，因為紗廠地下黨員泄露了黨支部書記常寶玉和廠外人會面的消息，常寶玉已于兩天前被捕了。

審訊時，由于常寶玉不認識劉少奇，在廠方的追逼下把煽動工潮的事推到孟堅身上，而孟堅稱自己是教書的，根本不知道紗廠的事。

因審訊毫無結果，第二天辦案的奉天警察局商埠地三分局只好將三個人和兩次審訊記錄一并送到奉天高等檢察處。

劉少奇憑多年對敵斗爭經驗，對案情已經有清醒判斷：當局既然沒有把他們送交軍事法庭，那就說明敵人還沒有掌握黨的活動的真憑實據，此案只能算一般的工潮案，劉少奇據此確定了對敵斗爭策略。

9月上旬，奉天高等法院開庭，對劉少奇、孟堅“煽動工潮案”進行審訊，劉少奇的回答同先前的口供一樣。法官又把常寶玉叫上來，常推翻了原供，否認認識孟堅，并堅持說以前的口供是廠警動刑逼出來的。不到一小時，法庭調查結束了，法官見案卷中根本沒有物證，只有常寶玉一人前后相矛盾的口供，顯然不足為憑。幾天后，奉天高等法院對這一“煽動工潮案”作出判決，對劉少奇、孟堅的判決結果是：“證據不足，不予起訴，取保釋放。”常寶玉因和紗廠有直接勞資關系，被判罰40天拘役。

就這樣，劉少奇脫離了虎口。回到省委后，劉少奇立即向中共中央報告了出獄的經過。中央回電，由劉少奇繼續擔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兼宣傳部長。